当性侵指控“反转”之后,我该相信谁?

新京报官微 阅读:14369 2020-10-18 12:24:04

原标题:当性侵指控“反转”之后,我该相信谁?

性侵指控中的反转尤其受关注。当网友发出因为“罗冠军事件”不再相信此类控诉之时,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一些关于“反转”的陈词滥调。反转意味着可能更全面的“事实”,但是“等反转”的心态却可能使人通往冷漠之地。

全文4220字,阅读约需8.5分钟

文/刘亚光 编辑 西西 董牧孜 校对 赵琳

一个热点事件经历一次甚至数次“反转”——我们大概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反转意味着不同声音、不同“事实”的出现。如果把“事实”视作一个过程,你关注新闻,几乎绕不过反转。过去,人们常说新闻报道的反转,而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诉求也同样可能反转。

在这其中,性侵指控中的反转尤其受关注。自今年“罗冠军事件”(目前的说法认为存在“反转”,而举证的困难使事件也可能不断陷入“罗生门”)发生后,在最近几起性侵指控中,许多网友都会议论起是否会发生反转。确实,这是一类极为特殊的反转。性侵或性骚扰事件难以举证,司法举证难,在网上要表述的更难,后者经常是可断章取义的聊天记录、衣物照片。这让受害者指控、维护权利更加艰难,同时也可能让人借此夸大或创造一些本来不存在的事实。

反转当然不是一个新话题,这个词能否恰当地表述问题也值得商榷。然而,当社交媒体、性侵或性骚扰和反转结合在一起之时,当网友发出因为“罗冠军事件”不再相信此类控诉之时,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一些关于“反转”的陈词滥调。反转意味着可能更全面的“事实”,但是“等反转”的心态却可能使人通往冷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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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的“黑箱”

近些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发生过反转的新闻并不罕见,诸如“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罗一笑”事件、“广州小学生血衣”事件等等,都曾经引发过大规模的讨论。类似上述与性侵相关的新闻,由于常常能够激发起大规模的愤慨,因而当其发生反转时,引发的舆论震荡往往显得格外突出。

同时,正如伊藤诗织在《黑箱》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案发环境具有高度的隐秘性,即使通过法律途径,性侵案件的举证依旧十分艰难。这使得当举证的场景移动到网络上,真正的受害者在作出类似的性侵指控将面临诸多的怀疑,蓄意诬告者也拥有足够的空间挟持舆论与诬告目标之间进行博弈。因此,有关性侵的新闻常常发生反转。

▲记录伊藤诗织事件的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2018)画面。

许多学者都曾讨论过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反转成因,这些研究中普遍会提到新闻反转与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过载之间的关联。媒体为了迎合越来越快的资讯流通速度而忙中出错、疏于审核,信息的受众由于在应接不暇的信息流面前不假思索地转发等等,这些导致新闻反转频发的原因已经并不为我们所陌生。

而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的特性已经越来越成为性侵新闻反转频发的重要影响因素。不难发现,类似罗冠军事件——当下我们面对的许多发生反转的新闻,原新闻和发生反转的新闻往往都是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而非某个媒体机构发布。有学者就对2014-2020年典型的新闻反转事件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当事人或网友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爆料的事件占比最多。

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我们该相信什么》一书中,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同样谈及信息超载对于我们准确认知真相的挑战。

当我们在微博上刷到有关性侵的指控时,往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文字表述,可能还会附上一些来自私人对话记录中的截图,或是镜头摇晃的短视频。

另一方面,由于此类的新闻爆料举出的证据与当事人的私人空间信息相关,比如指控者和被指控者双方对峙的邮件、短信记录,有时也会是通话录音,这些都满足了公众的窥私欲,使得虚假的信息伴随着积极的转发而快速传播变得更加轻易。甚至即使当新的“竞争事实”出现时,由于其同样越来越多来自社交媒体,我们有时依然难以获得原事实“彻底被打脸”的确定感,反倒深陷于不知到底哪方是真相的“罗生门”之中。

社交媒体的环境不仅给频繁新闻反转提供了土壤,同时也可能强化新闻反转所造成的伤害。如今“社会性死亡”已成为一个热词,在豆瓣小组中,它更多被用来自嘲找乐子,指涉的往往是“公共场合在情侣面前摔了一跤”这些有点小难堪的场景。然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反转——尤其是在性侵指控这样敏感的事件中——遭到指控的当事人却可能遭遇社交支持的彻底崩塌。

在发生反转的罗冠军事件中,由于罗受到的强奸指控长文中包含许多具体而“令人发指”的情节,例如指控者提及罗冠军强暴并羞辱、玩弄导致其怀孕流产,除此之外指控者还称罗嫖娼,并强奸另一个女生等,罗冠军受到全网谩骂,本人的隐私信息被曝光,家人和同学都受到牵连——不过针对罗冠军的指控是否确实不存在仍然没有最终定论。正如学者王佳鹏指出,“羞耻”是公共舆论传播中的核心情感,经由“羞耻”演化出的“义愤”感也蕴藏着巨大的非理性力量。虽然罗冠军事件的真实细节对旁观者来讲可能依然难以确认,但社交媒体的特性无疑为人与人之间寻找到同类情感和观点的人提供了更便利的联结,使得这股力量具有更为强大的破坏力。在事实到来之前,伤害可能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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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理性与情感的平衡

即使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说被认为漏洞百出,乔恩·罗森依然在《千夫所指》一书中指出勒庞的学说正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借尸还魂”。在勒庞眼中,与理性相对立,群体激昂的情绪是极为危险的事物。而在“反转易出现,出现易伤害”的现实图景面前,面对频频出现的性侵指控新闻,似乎“共情”同样成为了一件值得打上问号的举动:如果事实很容易被颠覆,我们与一个虚假的受害者共情岂非毫无意义?如果错误的信息很容易引发网络暴力,我们强烈的共情是否会沦为帮凶?

这种“共情”在当下的网络舆论中遭遇的质疑与污名化,很可能是社交媒体环境下频繁发生的新闻反转带来的更值得警惕的威胁。在一些性侵指控出现反转迹象后,知乎、微博都有相关话题开始热议各类新闻反转现象,其中“不再相信任何受害者”、“状告他人性侵者越来越应该被警惕”的说法屡次被提及。亦有网友指出,这类事件已经让他们对性侵受害者的信任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对此类事件投入感情然后被欺骗感到厌倦。

▲《真相至上》(Nothing But the Truth,2008)剧照。

在《新闻的骚动》中,阿兰·德波顿曾经如此形容人们看新闻时的心态:“一场饥荒, 一座洪水淹没的小镇,一个在逃的连环杀手,一届下台的政府,某经济学家对明年救济人口的预测——这样的外界骚动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以此换取内心的平静。”这个颇带调侃的描写将人们与新闻的关系刻画成了观众与舞台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正在当下上演:性侵新闻发生之后,它被预期为一场真相不明、等待反转的闹剧,而非一次值得投入精力和感情去关注的公共事件。在不再扮演一个义愤填膺的共情者之后,许多人也在逐渐选择成为一个冷眼旁观或是消费“新闻反转剧”的看客。

▲《狩猎》(Jagten,2012)剧照。

然而,在很多时候,这种面对频频反转的性侵新闻的“漠然”与“理性”和“审慎”往往是界限模糊的,这也是面对类似事件采取“理中客”的态度同样在当下遭遇许多诟病的原因。诚然,类似性侵这样的事件往往发生于“黑箱”一般的环境中,对于指控方和被指控方来说都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这一方面使得证据造假、新闻发生反转的风险提高,另一方面却也意味着受害者往往缺乏舆论之外足够有力的途径寻求正义——尤其是在这类案件往往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背景下。

此时,通过舆论激发公众情感并吸引关注,往往会让切实受到性侵伤害的人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心理上的慰藉。选择不介入对受害者的声援,以审慎的态度保持情感共鸣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间接维护了现存的不公义。因对新闻反转感到疲倦而选择看似“理中客”实则漠然的态度,与不假思索地义愤填膺同样危险。不幸的是,当下的网络舆论似乎常常在“理中客”的漠然与不假思索地愤怒二者之间来回振荡。如何在类似的新闻出现时保持理性与情感的平衡?这无疑是社交媒体时代频繁发生的新闻反转给我们每一个人提出的巨大难题。

新闻反转注定成为这个时代我们将长期面对的现象。在“罗冠军事件”发生后,面对其他事件,网络上难免有言论称“罗冠军事件才过去多久?你们这么快就忘记了新闻反转的教训了吗?”教训当然应该吸取。前文提及的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也曾给信息超载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确证新闻真相的方法,例如,在碰到一则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内容前多问一句“我碰到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内容?”“它背后的语境/脉络是什么?”“信源是什么?证据是用怎样的手段核实的?”“其他可能的解释有哪些?”等等。

不过我们也需要承认的是,对于并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广大网友来说,在大多数的情境下很可能缺乏实现这些方法的条件。面对频繁的新闻反转固然需要理性和审慎,但这份理性不仅是一种查证事实的技术,更是一种意志和态度:它不仅意味着遇到引爆舆论的新闻信息不轻易跟风盲从,也意味着拒斥“等反转”的看客心态,依旧保持对热点事件的情感关切——做到这点固然同样不容易,但相比于苛求每一个人都拥有发言之前查验清真相的能力,这似乎是一个更可以努力的方向。

参考资料:

曾祥敏、戴锦镕: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反转、舆论生成机制和治理路径探究———基于2014-2020年典型反转新闻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研究,《社会科学》,2020(7)。

王佳鹏:从替代羞耻到集体义愤:公共舆论及其媒介建构的情感机制,《新闻界》,2019(2)。

值班编辑 吾彦祖 康嘻嘻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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